《春秋學刊》2017年秋季卷目次

摘要

經典與詮釋

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

智慧

孝经是儒家重要典籍，它弘扬的忠孝思想、政治伦理对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唐玄宗出于重塑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先后两次勘定孝经经文、为孝经作注。玄宗博采众长，将今文派与古文派的学说融为一体；同时，为适应普通民众的学习，他将经文中的复杂生僻字改为通俗字，注文朴实精炼、通俗易懂，使御注孝经成为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总结之作。御注孝经成书后得到大力推广和弘扬，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公羊传齐襄复仇事诠释史

柯棋瀚

复仇论是公羊传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经学史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齐襄复仇事是其中的代表。春秋经对齐襄复仇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简单的勾勒，公羊传依托经文，构建了具有充分自洽性的复仇思想体系，后世经生在公羊传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主要有齐襄、复仇、纪季、纪侯等四个议题。公羊传的重心不在还原历史事实，而在依托历史引申新义，对文本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其思想无不与时代有着密切联系，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中國古代史探究

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宰执集团的变化──论中唐党派对峙的形成

吴明明

武后、玄宗时期进士文学大兴，冠冕旧族遂走向没落。但宪宗后，出现了进士文学与高门旧家之党争。旧门与进士之争由盛唐到中晚唐，是有唐一代极核心之问题。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宰执集团的变化体现出大历时期文学和礼族在危局中由玄宗朝的融合趋势走向对立，这一变化一是因为旧族倾向于把祸乱归罪于文学，二是元载和常衮当政在文学进士中酿造了不好的风气，引起了旧门礼族的反感和抵制。二者的身份认同分野在这一时期明显化，大历朝因此具有文学轻薄于上而旧门礼族益自坚守与之裂痕渐深的双重历史内涵，党派对峙由此形成。

从“中”到“空”──试探僧肇思想的中国内源

郑祥瑞

既往对僧肇解“空”的研究大多基于汤用彤先生构建的魏晋学术体系，对于僧肇思想渊源的思考甚少超脱肇玄关系的理论范畴。而庞朴的一分为三论提供了分析“中”观和“空”观及二者背后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新视角。僧肇在不眞空论中，由“中”观到“空”观，建立了相比支遁跳跃式精英思维而言更“平民式”的解释法，更易于佛理的传播。而这一重要的理论构建，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

敦煌失名残史书（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大事记）窥管

李寒簫

对于由S.2506、P.2810、P.4073、P.2380四件敦煌写卷背面内容所组成的“失名残史书”（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大事记），前辈学者们多有争鸣。基于前人研究结果，从“残史书”的基本信息可以推测，现存“残史书”当为原史书的简编本，抄写时间当在长庆元年唐蕃关系好转之后，抄写者应为敦煌本地僧人。“残史书”所记史事简略，虽有史事取舍标准不明晰、记述顺序错乱随意、干支错谬的问题，但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値，部分记载可补正史之阙。

近現代史探究

试论美英针对“华北自治运动”政策的一致与分歧

宋林凯

“华北自治运动”前夕和期间，日本在中国积极施行“华北分治”政策，加紧侵略华北势必侵害英美在华的既得利益。美英虽对日本侵华事件都表现出了不满，但因其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和在华利益的差异，在日本侵华事件的反应上有一定分歧。美国力求与日本保持稳定的联系，避免刺激日本。英国在华利益总量大于美国，态度相对更强硬，并付出了实际行动。然而，两国都没有使用有效的制裁措施来限制日本，中国依然没有得到有力的国际支持，日本的侵华行为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因为美英的“软弱”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世界古代史探究

壬辰战争后朝日关系恢复与变化──以朝鲜通信使为中心的考察

范沛沛

壬辰战争是导致近世东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场重要战争，此役之后，受国际环境影响，朝日外交关系更加复杂。两国由相互试探到朝鲜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朝日关系虽趋向紧密。虽然朝鲜对日本始终持怀疑猜忌的心理，但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不得不交好日本；而日本更改东亚国际秩序的野心没有变化，为摆脱自身相对孤立的局面，欲拉拢朝鲜，外交手段趋向温和。在各自政治需求的主导下，以对马岛为中介，以通信使为重要手段，朝日外交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巴黎値得一场弥撒”──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试析

潘米奇

“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是法国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从条件上看，西班牙势力此时正欲借法国内战加剧之机大举渗入，以“改宗”之举加以抵御势在必行；旷日持久的胡格诺战争已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的新教势力，“改宗”的负面效应已大为减轻。从目的上看，亨利四世的改宗，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了国王试图终结漫长宗教战争的政治愿景，以及调和宗教纷争，迈出民族国家第一步的意志。亨利四世从新教到天主教的改宗为法国在近代的重生提供了十分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