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史探究
雍熙北伐失败后东路军败将的处置问题刍议——以雍熙三年七月“尙书省鞫议”为中心
龙耀祥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大举北伐，而在取得一系列战果之时，以曹彬为首的北伐主力东路军却首先溃败。是年七月，东路军的九名高级将领被召回开封接受审议，裁决结果是“法皆当斩”。但此追究建议并未得到宋太宗的认可，最终东路军诸将只受到了环卫官待阙的轻判，并在次年四月相继起复，等同于取消了处罚结果。相反，参与审判东路军诸将的相关官员纷纷因他事而降职罢官。此变动与雍熙三年至四年间宋对辽的战略转为全面防御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宋朝初年的君臣博弈不可分割。
秦“道”制源起与数目考证
薛铭博
秦代实行的郡县制中，存在与县同级的、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但由于史料缺乏，长期以来对“道”制的研究较少。秦代“道”制源自“荒道”，意为对边地少数民族的“引导、开化”。它结束了先秦时期对少数民族宽泛的统治方式，将它纳入中央的行政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了解秦人管理少数民族的理念以及方式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坚凝”与“孤立”——秦军兵源地域性与帝国兴亡
陈兴
战国后期，秦国历经七世，兼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在统一进程中，关中秦人构成了“秦之锐士”的主体。由于秦人规模有限，以及远征时形势紧迫，部分关东人也被吸纳入秦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秦军兵源的不足，推进了统一步伐。秦统一后，因为对最新征服地区人力资源的错误利用催生了六国起义；又由于延续前代的穷兵黩武政策，使关中秦人的后备兵源接近枯竭，难以遏制“天下土崩”之势，最终导致秦的灭亡。根据以上史事，可以窥知族群包容性政策对征服者的重要性。
世界史探究
从“以信义相好”到“渐加侵辱”——论明清鼎革之际的日朝关系演变
王云菲
自1607年朝鲜首次向日本派遣回答兼刷还使，两国在日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形成“以信义相好”的交邻关系。但随着朝鲜迫于形势臣服于清国，失去了明朝的庇护而“国无所恃”，同时出于“贰臣”心态，在与日本往来中渐趋畏缩与屈辱，壬辰倭乱的耻辱与仇恨也在彼时又一次复苏。日本面对朝鲜亦开始逐渐滋长萌生出侵侮与傲慢的情绪，在明清鼎革、舆图换稿之初，更是有发兵朝鲜之议，两国间或隐或显的冲突接连不断。三藩之乱爆发后，日朝两国的目光被东亚大陆的剧变吸引，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日本对于朝鲜的侵扰和挑衅也趋于停止，东亚地区重新归于平静。十七世纪中叶日朝关系的演变既是明清鼎革所造成的国际性影响的体现，也是日本与朝鲜面对东亚剧变所作出的自主选择与应对。
近现代史探究
帝国医疗的“飞地”——1942年上海华界的霍乱流行与日汪市府的应对
高飞
1942年，由于夏季极端气候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华侨内迁潮，上海华界发生霍乱。为防治疫疠，日汪市府进行了大规模强迫注射，华界民众起初采取躲避和排斥的态度。但随着疫情反战，伪政府采取了帝国医疗色彩浓郁的防疫手段，这一强制性极高的战时防疫体系，是日本帝国医疗移植的缩影。民众虽不得不接受。但“伪证”、“伪政府职员”以及“地下黑市”等乱象的长期存在与活跃，表明其防疫政策仍存在诸多漏洞与局限。帝国医疗的移植虽注定以失败告终，但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防疫事业影响深远。通过上海霍乱这一个案，可以再现战时中国沦陷区伪政权的防疫实态，也有助于认识日本帝国医疗在中国的移植。
交融：近代报刊所见基督徒的婚礼
郑伊楠
基督徒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兼具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东方与西方的特点。基督徒的婚礼如同一座桥梁，融贯中西、连通贫富，将情感与信仰、文明与世俗相结合，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交汇之处，也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缩影。基督教婚俗虽然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但无法解决婚礼中的奢侈现象，是变迁中过渡性的体现。
盖棺论难定：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塑造——兼论对林则徐的历史评价问题
王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人对林则徐评价褒贬不一，基本立场是“功过两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于禁烟的现实考虑，推出一系列纪念林则徐的活动，对林则徐的形象予以重构。由此，诞生了一个既突出林则徐个人形象又颇具时代特色的故事版本，此后趋于“神话”化。而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种种失误，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这一“神话”。回到历史人物形象形成的情境，关注形象塑造背后的复杂动因，不难发现林则徐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层累”特征。
读书报告
基层民众视野下的战国秦汉社会变动——评杜正胜著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
张学骞
杜正胜所著
德国的浩劫 读书报告——以梅尼克关于军国主义的描述为中心
徐思琪